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喻中:关于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的随想

加入新浪收藏    收藏此页到365Key          你是第154位浏览者 发布日期:2005-11-17

　
　








 
[摘要]：在正式制度中，法理学被称为法学理论。法学理论的知识体系不应当是若干理论板块的简单堆积。根据价值与事实之间的二元划分，法学理论的知识体系包括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两大部分。因此，应当认真对待法律哲学的历史与法律科学的历史；应当理解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的关系；应当重视科学观念对法学理论的影响。
   
   [关键词]：法学理论的知识体系；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；法律信仰；科学观念
   
   
   一、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的分野
   
   　　依照正式制度，“法学理论”构成了“法学”这个“一级学科”之下的一个“二级学科”。但是，关于这个学科的知识体系，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。在法学教科书中，找不到一本教材叫做“法学理论”。法学教育与研究的从业者，则习惯于把这门学科称为“法理学”——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以“法理学”命名的教材或著作比比皆是。
   　　把“法理学”视为“法学理论”的代名词，也许是可以成立的。但它同样没有解决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问题。因为，当前流行的各种版本的“法理学”，几乎都是若干理论板块（法的概念、法的历史、法的价值、法的运行、法与社会等）的简单堆积，至于各个理论板块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，却很少有人深究。
   　　近几年，在思考“法学理论”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，一些学者又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“法理学”与“法哲学”的关系问题上，并由此引发了多种不同的观点。比如，有学者相信两者是一回事，即法理学就是法哲学；也有学者认为它们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两码事，即法理学与法哲学各有自己的研究领域；还有学者认为，二者之间是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，即法哲学是法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，等等。
   　　其实，单从字面上看，“法理学”之“理”与“法哲学”之“哲”，在汉语中，都是含义宽泛的术语。比如，传统中国有“理学”，后来还有“新理学”。但传统中国却无“哲学”这个概念，更无“法哲学”概念可言。概而言之，“哲学”是一个西方传来的概念，“理学”倒是一个中国本土的范畴，二者分别出自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。因此，如果仅仅通过词义上的辨析来厘清汉语中“法理学”与“法哲学”这两个概念的关系，并进而为“法学理论”学科找到一个相对确定的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，恐怕将难以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，同时也很难在短期内达成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共识。
   　　当然，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路径来深入细致地探讨“法理学”与“法哲学”的关系，比如，从学术史的角度、“知识考古学”的角度、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，等等，也许都会推进学术界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理解。但是，如果只想更有效地理解“法学理论”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，则不妨通过一种更古老的视角，即从价值与事实二元划分的认识论出发，来重新审视“法学理论”的内容到底包含了什么。
   　　简单地说，所谓“法学理论”，就是关于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理论，也可以简称为“法理学”或“理论法学”。在本文看来，它的内容大致可以一分为二：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。
   　　其中，法律哲学关注的对象是法的应然问题，即关于“法律应当是什么”的问题。研究法律哲学的基本方法是价值分析。有关法的本质问题、本位问题、伦理问题、价值问题；有关自然法、上帝法、神法、人法的问题；有关天理、天道的问题；有关权利、正义、自由等等之类的问题，甚至女性主义法学、批判法学等等西方后现代主义法学关心的问题，只要它涉及到“法律应当是什么”这一主题，都可以归入“法律哲学”的范围。对于这一类问题的探讨，没有终点，也不大可能获得某种“科学”的结论。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在于，通过反复的交流与不断的对话，有可能促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群体，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达成共识。
   至于法律科学关注的对象，则是法的实然问题，即“法律是什么”的问题。研究法律科学的立场是价值中立，它坚持实证主义的或科学主义的研究路径。这里的实证主义既可以是逻辑实证主义，也可以是经验实证主义。从逻辑实证主义出发，可以获得关于法律概念、法律规则、法律原则、法律推理、法律论证、法律解释等问题的认识，这部分内容，大致可以归属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研究范围。从经验实证主义出发，关注的主要领域是法律社会学、法律人类学、现实主义法学等等，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交叉科学研究，比如：法律与科学技术、法律与经济发展、法律与生态环境，等等。在关于“法律科学”的研究过程中，大致可以获得一个实证意义上的“科学”结论。
   　　概而言之，作为“法学理论”的研究对象的法，既是一个价值问题，也是一个事实问题。研究法的各种各样的价值问题，构成了形形色色的“法律哲学”。研究法的各个方面的事实问题，则构成了丰富多彩的“法律科学”。把这两个方面整合起来，就构成了“法学理论”或“法理学”的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。
   
   二、法律哲学的历史与法律科学的历史
   
   　　如果说，法学理论——这个法学二级学科——可以从横向的角度上划分为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，那么，从纵向的时间维度上看，法学理论的历史也可以分成两条线索：法律哲学的历史与法律科学的历史。通过这两条历史线索的清理、勾画与对照，我们可以对法学理论的源流获得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解。
   　　由于法律哲学关注的焦点是法律的价值问题，即“法律应当是什么”的问题。因此，法律理论家对这个问题的反复解说，就构成了法律哲学的历史。又由于法律科学关注的焦点是法律的事实问题，即“法律是什么”的问题，因此，法律理论家回答这个问题的历史，即为法律科学的历史。在法学理论极其漫长的变迁过程中，这两条历史线索始终相伴而行，打个比方，它们就像一条河流两侧的堤岸，共同支撑着法学理论这条河持续不断地向前流淌。
   　　从源头上看，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分别萌生于古希腊与古罗马。古希腊作为法律哲学的诞生之地，孕育了西方历史上最初的法律哲学思想。比如，柏拉图的《法律篇》、《共和国》、《政治家》等经典著作，都曾以正义理论作为核心，阐述了西方法律哲学的永恒主题：法律如何达致正义。他提出的“正义就是以善待友，以恶对敌的艺术”，作为一个著名的判断，也一直为后世所传颂。在柏拉图之后，亚里士多德阐述的“良法”观念，斯多噶学派表达的自然法思想，都在“法律应当是什么”这个问题上给出了各自的回答。与之相对应，古罗马的法律科学主要是以私法（即罗马法）作为研究的对象。罗马的法学家阶层通过阐释法律概念、探索法律渊源、讨论法律体系，提供了有关法律科学的一系列知识。虽然，古罗马也出现了西塞罗论述的自然法理论，但是毫无疑义，法律科学构成了古罗马法学理论的主流。
   　　在中世纪，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依然并行不悖。在那个教会地位至高无上的时代，法律哲学受到了基督教教义的支配性影响，几乎就是神学的一个分支。中世纪法律哲学的集大成者是托马斯•阿奎那，他对法律与理性关系的揭示，他根据宗教教义对法律做出的分类（永恒法、自然法、神法、人法），等等，都体现了中世纪法律哲学之旨趣。至于那个时期的法律科学，则主要表现为早期的注释法学派以及后期的评论法学派。法学家们阐释法律的内部关系、研究法律的基本文献，讨论法律的适用问题……，诸如此类的知识，构成了中世纪法律科学的主要景观。然而，如果要从历史渊源上进行追溯，那么，中世纪注释法学派与评论法学派的成就，实际上就是古罗马时代的法律科学延伸下来的结果。
   　　到了17、18世纪，也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革命时期，法律哲学的主流即为后世所说的古典自然法学。霍布斯、洛克、孟德斯鸠、卢梭、贝卡利亚，等等，都是古典自然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。他们普遍认为，法律应当符合自然法，应当体现人的理性。与之相对应，这个时代的法律科学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，代表性的成就主要有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《英国法释义》、《大宪章与森林宪章》、《从1746至1779年威斯敏斯特各法院判例报告》，等等。在这个阶段，由于“革命”成了各国社会的主流，这就使得极具颠覆性的法律哲学（即古典自然法学）成为法学理论的重心；至于注重建设的法律科学，尚未充分显现出它的巨大魅力。
   　　19世纪，独步天下的科学主义思潮，风行一时的实证主义方法，为法律科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这个时代的法律科学主要体现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的著述中。比如，英国法学家奥斯汀1832年出版的《法理学的范围》，即为当时富有代表性的法律科学著作。此外，法国兴起的科学法学派、德国的潘德克顿法学，等等，也可以归属于法律科学的范畴。但是，法律哲学仍然在那个时代的法学理论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。其间，最重要的法律哲学是由德国的哲学家们阐述的，诸如康德、费希特、黑格尔等人，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先后都推出了自己的法哲学著作：《法的形而上学原理》（康德）、《自然法权基础》（费希特）、《法哲学原理》（黑格尔）。当然，也有同时跨越于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这两大领域的法学理论家，比如德国的萨维尼，他阐述的历史法学属于法律哲学；但他对于法律解释理论、法律关系理论的研究，又在法律科学的领域内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   　　到了20世纪，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分别都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图景。在法律哲学领域，出现了以富勒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，以及形形色色的价值论法学、后现代法学。法律哲学家们批评法律现实，呼吁正义与权利，试图为人类的法律以及人类的生活秩序寻求一个更加理想的未来。与此同时，法律科学的成就也令人瞩目，除了庞德、卢埃林、弗兰克等人阐述的具有经验实证主义倾向的法律科学之外，也有哈特、拉兹等人为代表的偏重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新分析法学。此外，法律解释理论、法律论证理论，以及法律与经济、法律与医学等等之类的交叉学科研究，都带有比较浓厚的法律科学色彩。
   　　以上概述尽管挂一漏万，但仍足以说明，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都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历史，因此可以分别地加以叙述。大致说来，法律哲学体现了人类对于“法律之善”的不懈探寻，它主要是由哲学家、政治学家、伦理学家发展起来的；而法律科学则反映了人类对于“法律之真”的永恒追求，它主要是相对纯粹的专业法学家、法律家的智慧的结晶。
   　　如果说人类的法律永远都有“向善”的憧憬、永远都有“求真”的冲动的话，那么，区分法学理论的两种历史——法律哲学的历史与法律科学的历史，就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、因而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。
   
   三、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的对话
   
   　　　全增嘏先生在1933年完成的不到三万字的《西洋哲学小史》一书中，引用了美国人霍金关于哲学的定义：哲学是对信仰的批评。全先生因此而认为，哲学是叫我们不要被偏见或权威所支配，因此其功用是在解放思想，是在改变武断的怪癖，是在保持人类的好奇心，使他们努力求知，以尽他们的天职。对宇宙种种信仰的批评，形成宇宙论和本体论；对知识种种信仰的批评，形成知识论；对于价值方面的种种信仰的批评，就是价值论。[1]
   　　如果把这种哲学思维的方式再作进一步的延伸，把哲学应用于对法律价值方面种种信仰的批评，形成的也就是法律价值论了。法律价值论，本身就是法律哲学的永恒主题。正是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饶有意味的悖论：近年来，法律信仰一直是法学理论界极感兴趣的话题，很多法律学者都把当代中国的法治困境归因于法律信仰的缺失，并发出了一声声“信仰不存，法治焉在”式的叹惜。他们认为，法治的生成有赖于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仰。然而，根据霍金、全增嘏一派的观点，关于法律的哲学思考，就是要批评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。这样说来，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，莫非就是一对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？那么，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这种分歧呢？
   　　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也许确实秉持着不同的志趣。按照上文的逻辑，可以说，法律哲学的精神是怀疑，而法律信仰的灵魂则是相信。法律哲学始终怀疑：法律应当是这样吗？如何才能使法律变得更好一些？法律信仰始终相信法律的力量，坚持把法律作为行动的准则。换言之，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的诉求方向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。
   　　不仅如此，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还分别拥有各自的正当性依据。其中，法律信仰体现了人们对于法律的依赖关系，反映了人们对于秩序、稳定、可预期的生活状况的追求。整齐划一的法律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与相互对话的平台，使生活在相同法律下的人们，可以形成一个相互理解的人类共同体。此外，法律还可以有效地调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，使他们可以相对和谐地建立起共同的人类生活……，正是因为这些缘故，支撑了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。试想，如果法律（包括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法）遭到了各种社会主体的普遍蔑视，以至于法律没有权威，规则无人尊重，那么，正常而持续的社会生活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来。从这个角度上看，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，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，确实不可或缺。
   　　然而，如果所有人都不经察省地信仰所有的法律，那么，也可能为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比如，纳粹德国制定的有关种族歧视的法律，就曾经得到了帝国官方和普遍民众相当广泛的信仰，但这种法律信仰却为犹太人、德意志民族、世界和平带来了一场举世公认的浩劫。与之相类似的层出不穷的悲剧性事件促使人们反思：为什么对于法律的信仰会导致如此荒诞的结果？正是在这样的对于法律信仰的怀疑与批判之中，孕育了关于法律的哲学。可见，法律哲学反对的是有缺陷的法律，针对的是人们对于所有法律不加分辨的迷信。其实，法律哲学不仅要质疑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，同时也要对法律的各种价值追求进行反复的比较与权衡。概而言之，法律哲学的功能就在于：察看现行法律秩序中存在的缺陷、偏私与迷误，指出法律信仰可能导致的弊害，借以指引、勾画人类生活的理想图景。
   　　虽然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立场不同，甚至可以说是处于法律世界的两个极端。但它们之间也有相互依存的一面：法律信仰的基本前提，是被信仰的法律必须经得起法律哲学的拷问；法律哲学的最终目标，则在通过修补法律、优化秩序，以更加完善的规则有效地安排人类的社会生活，并促进人们对良善法律的信仰。
   　　虽然，法律哲学是少数法律哲学家操持的事业，而法律信仰则依赖于广大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。但是，如果没有法律哲学对法律信仰的批评，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可能趋于盲从；反过来说，如果缺少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仰，哲学家对法律的批评又可能导致混乱和无序。正是在法律哲学与法律信仰之间形成的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，构成了一股巨大的张力，它为法律哲学的建设性与法律信仰的理性化提供了源泉，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良善秩序的希望所系。
   
   四、《法律科学》与法律科学
   
   　　在当代中国的法学理论界，西北政法学院主办的法学专业刊物《法律科学》，长期以来，一直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。然而，《法律科学》的学术旨趣，绝非仅仅局限于那些具有科学倾向的法学理论，更不是一份以法律实证主义为追求的“同人杂志”。事实上，在《法律科学》上刊发的学术论文，兼收并蓄，既包括对于“法律之善”的哲学追问，也不乏对于“法律之真”的科学探寻。无论怎么解释，“哲学”毕竟不能纳入到“科学”的范畴中去。这就意味着，《法律科学》虽然自称“科学”，其实并不排斥“哲学”。换言之，“法律科学”虽然作为刊物的名称印在了刊物的封面上，但它并没有专注于法律科学的领域。因此，严格说来，在这份刊物的名称与它的实际内容之间，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。
   　　然而，面对这种“名不副实”的现象，法学理论界却无人提出质疑。一份综合性的法学刊物，为什么要命名为“法律科学”呢？这种命名为什么又会被学者们视为当然呢？要解释这种现象，要回答这些问题，必然要涉及到现代中国人独有的科学观念。
   　　尽管英国的李约瑟著有鸿篇巨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，但是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，古代中国人的“科学技术”主要偏重于“技术”而不是“科学”。比如，古代中国有比较发达的医疗技术，但却缺乏像样的解剖科学；古代有比较成熟的航运技术，却没有系统的浮力科学；古代有令人钦佩的活字印刷技术，却无法孕育出支撑现代排版的计算机科学；古代有制作鞭炮的火药技术，却没有以分子结构为基础的化学科学，等等。退一步说，就算在传统中国，科学与技术尚未清晰区分，或者说，技术中就包含了科学的成分，那么，这样的“科学”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，也属于形而下的、甚至是等而下之的“奇技淫巧”，它不但不能登堂入室，走进主流思想与主流学术的中心地带，反而会受到主流知识界的排斥。因为，各种各样的“奇技淫巧”，将对“仁义道德”构成巨大的冲击；一个人如果“机心”太重，就可能动摇“孔孟之道”在他心里的神圣地位。两千多年来，知识界的精英阶层普遍信奉的是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。几乎没有听到有谁说过“朝识器，夕死可矣”，更没有人觉得“为科学而献身”是一种值得自豪的选择。传统中国的知识界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，只有“立德、立言、立功”才是“不朽”之伟业，谁会想到“以科学为业”呢？
   　　现代中国人特有的科学观，完全是西学东渐的产物。五四期间，在“新文化运动”的旗帜上出现的“赛先生”三个字（当然还有“德先生”，但那是另一个问题），是西方的科学观念在中国正式登台亮相的一个重要标志。自那以后，源于西方的科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开始稳步上升。稍后发生的“科玄之争”，不但没有削弱科学地位上升的势头，反而使“玄学”的地盘日渐收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“科学”逐渐开始走向神坛，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。在普通中国人的观念里，科学甚至开始成为一种新的信仰。以至于任何方法、任何制度甚至任何观念，如果它是“科学的”，那么它就是“好的”、“正确的”、“先进的”、“可行的”；反之，任何“不科学”的东西，都是“不好的”、“错误的”、“落后的”、“不可行的”。比如，我们要坚持唯物主义，因为唯物主义是“科学”；我们反对唯心主义，也是因为它“不科学”。如果说在传统中国，人们评判事物的标准是“义利之辩”、“王霸之异”、“道器之分”、“孝逆之别”，那么，在现代中国，这些评判标准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被“科学与不科学”所取代。正是在这种时代语境之下，法学理论也必须走向“科学”的法学理论；因为，如果某种法学理论被判为“不科学”，那么，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正当理由，也不再具有积极意义。一本综合性的法学理论刊物，之所以要名为“法律科学”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从表面上看，这仅仅是一份刊物的取名问题；然而，透过这份刊物的名称，我们却可以真切地领会到，20世纪以来科学在中国人心中的独尊地位。在这种“科学独尊”的背后，又是这样一种“师夷长技”的救亡逻辑与赶超心态：既然西方的强盛是因为“科学”，那么中国的强盛之道也应当是“科学”。
   　　其实，科学只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科学的实质，是要求尊重理性，运用逻辑和实验的手段，在排除价值选择和主观愿望的前提下，客观中立地探索事实（包括自然与社会）的本来面目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，并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。换言之，科学的核心立场是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，它的基本使命是“求真”。显然，这种知识诉求并不能概括法学理论的全部旨趣。因为，人类对于法学理论的期待，除了“真之探寻”，还有“善之追求”。要追求“法律之善”，科学显然不能提供足够的指引，必须依赖于以价值评判为中心的“法律哲学”。因此，法律科学仅仅构成了法学理论的一翼，它必须与法律哲学结合起来，才可能使法学理论飞升至一个比较理想的高度。
   
   
   来源：开放时代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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